应该说，南宋时期儒学学派林立的社会，各家各派均认同自己的道统论，特别强调自己才是儒家道统的真正传人，恰恰表达出宋代士大夫一种文化担当的主体意识。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决定了儒家学者的中道度，只能够存在于人主客统一的实践活动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是，在早期儒家诸子著作《论语》《中庸》《孟子》《荀子》中，中庸之道与天神崇拜、巫术宗教已经没有多少关係，儒家已经从三代时期的神灵崇拜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人文价值和道德理性。由于早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提炼和理论升华，中庸之道开始成为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政治理念、哲学智慧，并且渗透到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之中。这一个中庸之道又是形而上的，它体现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形而上特点，而且具有主宰世界的意义，能够实现天地宇宙的最高目标和最终意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还希望中道能够成为普通民众的德行与智慧，故而《论语·雍也》还记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微持弗亡，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祇备不懈，用受大命。一方面，《易经》的象数符号、卦辞爻辞总是与某种神秘的天神意志有着密切的关联，体现了他们有大事一定卜问神灵的鬼神崇拜和巫术禁忌。[16]他以一个赖字表述血气坚定、持久的重要性。
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用语中，血性有时指血气之性，故而其血性往往会与德性方面的忠义、良心连用，称忠义血性、良心血性。这个时期的许多湖湘之士如王夫之、管嗣裘、夏汝弼、李兴玮等人，均是才学超群、博读诗书的学者，但是，他们面对异族入侵的严重危局时，均能够挺身而出，策划、参加抗清军事斗争。气恭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4]【清】曾国藩：《诗文·劝诫营官四条》《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38页。
[9]【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4页。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
夏汝弼不顾安危奋然抗争，最后潜入九嶷山在饥寒中辞世。我们可以从这些湘军将领修身实践，体会这种精神气质建设的艰难。[13]【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139页。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
但是，作为德性的诚是融在血气的血、拙之中，具体来说，血气的刚强、浑拙是诚得以实现的条件。同样，在明清之际，强悍的清军亦在湖南遭受众多血性之士的激烈抵抗。湖湘士人天生就有的这种血气或气质，既是其内在圣贤人格、外在豪杰事业的必要条件，又是影响、甚至破坏其内在人格、外在事业的不利因素。[10]【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5页。
《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另一方面，宋代理学思潮形成后，湖湘地区成为理学的重镇，从而促进了湖湘士人重德性修养的传统。
[9]但是，他认为最为根本的，则是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的人格精神，所以他提出：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7]明是指读书明理的德性修养，而强则是指血气的刚强，他认为明与强是相关联的，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
他知道血气的倔强、刚愎与德性的忠恕可能也会有矛盾，故而他在修养身心时时刻警惕自己倔、傲、强悍的血气。《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11]这就是梁启超所称道的良心血性。[14] 他强调要将血气方面的倔强、刚直等保有、培植或弘扬，因为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开拓事功所不可缺少的，即所谓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乃真气胜。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3、《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之《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设》 血性人格的血气与德性有一种内在紧张，所以，要能够完成这种文化理念的德性与自然生理的血气的渗透并不容易。[14]【清】曾国藩：《诗文·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13页。
这种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特质，必须是一个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与客观的历史积淀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过程。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
曾国藩是为推崇的这种人格特质，包括明强、拙诚、血诚，均透露出他们将德性与血气结合起来的心理文化建设。晚清以后，中国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治斗争更为残酷激烈，在这个时期，湖湘士人血性的精神气质表现得更为充分。
一方面，他们强调要能够保持、培植、张扬这一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12]的刚劲、强悍的血气，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圣贤豪杰）、开拓经世事业所不能缺少的。[17]其实不仅仅是曾国藩，湘军将领们的血气大多是偏盛、刚、强的特点，他们意识到这种气质的负面性，左宗棠一生均关注自己气质粗驳的不足，郭嵩焘还要求自己能够自胜气质，他说：与天地气数争胜，当自求胜气质始。[3]这种以德性修养作为读书人立足之本的观念，在湘军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人那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理念。举、贡、生、监、白丁皆可不拘资格。
但是，另一方面，人的血气确是与德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血气的倔强、刚直有可能对德性的完成产生负面影响。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就业问题一个通过自己主观努力而力求实现的文化的心理建设过程。注释： [1]【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73，《丽泽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4页。
譬如，曾国藩提出的一些重要人格特质、修炼方法如血诚，明强，他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而且，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最终会转化为客观的历史积淀，而客观的历史积淀则需借助于主体的文化心理建设。
可见，湘军将领在贯彻理学的道德修身、德性修养方面确是不遗余力。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天下事非气不能举，劲气直达，义理沛然，非客气之所能胜也。非义者远之，而以身为律也。
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们之所以是既具有真性情的士君子，又是具有开拓事功的英雄豪杰，其原因之一，应该是他们能够将德性修养与强悍血气融合起来而形成的血性人格有关。
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既配道与义者也。不甚多言，而笔下又略近乎嚣讼。
这种对血气既要畏慎、又要从中有养出刚气的修养，确是非常不易，即使具有修养志向的曾国藩都常感觉不易做到。首先我们考察湘军集团，湘军集团是一个士人领山农而建立起来的军事一政治集团，湘军的将领主要是由进士、举人、秀才等儒家士人构成，他们普遍具有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特别是服膺理学的德性修养的信念。
网友点评
已有0条点评 我要点评